先生七歲入私塾，凡七年而畢經業。

時其長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墾牧有成，獲當地政府特許招徠華人前往助墾，母楊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業，遂獲父達成公之允諾，侍母隨搭載運移民赴檀之輪船前往。

先生本「志窺遠人，性慕新奇」，此行「始見輪舟之奇，滄海之闊，自是有慕西學之心，窮天地之想。」其影響於畢生志業者至大。

抵檀未久，太夫人回國，先生獨留。初，德彰先生命入所營米店佐理商務，雖稍習即通，然志不在此；長兄知其有志於學，乃使進入英人所設之意奧蘭尼書院（Iolani School）就讀。

此己卯（一八七九）年先生十四歲時事也。

先生中文基礎已具，初學英語，先事觀察靜聽凡十日，自以中英文相較之，頗有獨特會心。

及至十日後展開學習，以讀以寫，進步極速，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領會勝於西童。

三年後卒業時，於數百學生中，獲夏威夷王親頒英文文法優勝獎，華僑引以為榮。

蓋當時夏威夷猶獨立之國也。

旋入檀島最高學府奧阿厚學院（Oahu College），此校為美人所設，係教會學校。

先生本意於畢業此校後赴美留學，乃因在校受牧師薰陶欲受洗入教，長兄顧慮父母斥責，並認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，命輟學回國再治國學，先生遂於癸未（一八八三）年夏離檀返粵，時十八歲也。

然仍於當年之冬，在香港與摯友陸皓東同時受洗於基督教「公理會」。

乙酉之年（一八八五），是時正值中法戰爭，海行途中每閱西報，均見外電報導中國軍隊奮勇作戰之新聞，並有中國擊敗法軍導致法閣改組之事實；但抵達香港時，清廷已與法國簽訂天津條約，讓安南予法國。先生鑒於滿清愚昧腐敗，喪權辱國，憤慨萬分；適此際於碼頭得見中國工人拒修法國戰艦之義舉，深受感動，乃「始決傾覆清廷、創建民國之志」。

先生既立救國救民之大志，遂於翌年畢業於中央書院之時，慎重考慮職業選擇，先擬投考陸軍或海軍學校，繼思研習政治法律；後憶及前往檀島時，曾有教會司鐸杜南山語以范仲淹「不為良相，當為良醫」之言，乃決定習醫，由是「以學堂為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為入世之媒」，救國事業遂發韌矣。

先生於丙戌（一八八六）年二十一歲時入廣州博濟醫院（Canton Hospital）附設之醫科學校，在校結識志士鄭士良，並與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識，相為砥礪反滿救國。

一年後，轉學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（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, Hong Kong），在校復結識楊鶴齡、陳少白、關景良等，皆志同而道合者，日以排滿之義放言高論。

甲午年（一八九四）之春，中、日之間有事於朝鮮，先生觀察大局有變，慮滿清腐敗無以應之，徒致國危民困也。

時李鴻章以漢人承擔重任，且為「洋務運動」主持者，並亦為香港西醫書院之名譽贊助人，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時，乃作書上致之，期李能恢擴宏圖，勤求遠略，自「人盡其才、地盡其利、物盡其用、貨暢其流」之大經大本致力，勿徒羨「堅船利砲」而舍本逐末。

書上，李末能納，惟為發「農桑會籌款護照」一紙，亦見其不拒之意。

先生遂偕陸皓東遊京、津，復溯長江入武漢，以觀察形勢，預為他日建旗倡義、再造中華之計。

乃秋，中日戰起，清軍屢敗，先生視時機已至，乃再赴檀香山，欲糾合海外華僑，組黨救國；至十月二十七日（陽曆十一月二十四日），興中會遂告誕生。

先生於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年初，自檀香山返香港，聚晤舊友陸皓東、鄭士良、陳少白、楊鶴齡、尢列等，籌立興中會總部以進行國內起義。時有楊衢雲、謝纘泰等人，先已以「開通民智、改造中國」為宗旨創立「輔仁文社」，先生以志業相近，遂與接洽，衢雲等欣然同意舉全社併入興中會；於是租定總會所一處，託名「乾亨行」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（陽曆二月二十一日）正式成立興中會總會，與會者皆以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合眾政府」為誓，並改訂章程，發布宣言，積極籌備舉義。

二月二十日（陽曆三月十六日）以幹部會議決定：先攻取廣州為根據地，並採用陸皓東所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，即分工展開各種活動，先生主持前方發難任務，衢雲主持後方支援工作。

先生旋入廣州，創農學會為機關，並以廣徵同志；各項準備甚為順利，乃定重陽節為起義之日。

不幸屆期衢雲在香港誤事，以致事機敗露，陸皓東、程耀宸、程奎光、丘四、朱貴全等多人被捕殉難，首次起義乃告失敗。

事敗後三日，先生始脫險至香港，旋偕陳少白、鄭士良赴日本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（陽曆十一月十四日）船抵神戶，時廣州義舉已喧騰東鄰，先生閱報，見有「支那革命黨孫文抵日」數字，因語少白曰：「革命二字，出於易經『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』一語，此語吾輩宗旨相符，即以革命稱吾黨可也。」自此，先生神聖高遠之救國事業，乃正名為「革命」。

近代中國實亦由先生首用「革命」一詞，並直指「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」，而絕不認其為譯自西文或得自日本，蓋日本實借自中國之易經也。

至於以「順乎天而應乎人」為革命之定義，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輕用之者，故又屢言「革命為寶貴尊嚴之名詞」，「革命者，乃聖人之事業也」，以見其內心對革命事業之虔誠莊敬。

先生自神戶至橫濱，訪晤馮鏡如等，即行組織興中會橫濱分會，公開革命宗旨。旋即斷髮改裝，再赴檀香山，並為周遊美歐之計。

翌年丙申（一八九六）四月，遇業師英人康德黎於檀島市街，相約於遊美之後即赴英倫會晤。

八月，先生於自西徂東橫游美洲大陸後，即由紐約乘船赴英。

先生在美宣傳革命之時，已受滿清駐美公使密偵跟蹤，抵英之後，即在滿清駐英使館所雇偵探嚴密監視之中。

八月二十六日(陽歷十月二日)晤康德黎於倫敦，並訪業師孟生博士，均告戒慎防滿清使館暗算，先生大笑置之。至九月初五(陽歷十月十一日)，果被清吏誘禁於清使館內，凡十三日之久，歷經險危，終得康德黎與孟生二師營救脫險。

先生以英文著「倫敦被難記」(Kidnapped in London)發表，中國革命領袖之聲名自是傳揚於全世界。

倫敦脫險後，先生暫留歐洲，從事政治風俗之考察，並結交其賢豪。

以大英博物館藏書豐富，每日前註閱讀連續半年之久，對於政治、外交、法律、軍事、礦業、農業、畜牧、工程、經濟，均作細心研究，因而於瞭然全局中取精用宏，乃「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、民權問題同時解決」，為一勞永逸之革命目標，「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」，殊可視為人類思想史上之大事。

戊戌(一八九八)年秋，國內發生政變，滿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緒帝於瀛臺，捕殺「維新」人士多人，維新派首要康有為、梁啟超等分由宮崎、平山協助避難日本。

日政界耆宿犬養毅與宮崎等咸以康、梁亦謀革新而遭放逐，勸先生與之聯合。

先生然之，擬親往慰問，期推誠相與。

詎康另有所圖，妄稱奉有光緒帝之「衣帶詔」，未便與革命黨首領往還；惟梁啟超屢相晤談，表示願意合作。

會其黨徒王照不直康之所為，公開揭發其所稱「衣帶詔」之偽，康銜恨遷怒，遂愧然離日，且以敵意對革命黨矣。

梁於康走後仍與先生續商聯合，為康所知，派員促其離日，梁乃於翌年(一八九九)冬赴檀香山，行前且表誠擊合作之態請先生作書為介在檀友好。

先生不疑，坦然以應。

迨梁至檀島，持先生介函大獲信任禮遇時，竟詭稱「保皇與革命原屬同流，名雖有別而宗旨則一」，欺騙一部分興中會員助其設立「保皇會」，事為先生所聞，馳書責之已不及矣！

庚子(一九○○)年夏，北方發生「義和拳」之亂，清廷愚昧，竟引以自衛，縱其亂政與排外，招致「八國聯軍」蹂躪中國之慘禍。

先生見危亡瓜分迫在眉睫，亟思奮起拯救，乃一面部署再舉起義，一面策劃保全南方。

時李鴻章方調廣州出任兩廣總督，在港同志何啟代表先生與香港總督卜力(Sir Henry Blake)接洽，勸說李鴻章據南方獨立，以事撥亂反正。

先生並擬訂「平治章程」六條，其要旨即為建立合眾政府，致送卜力請為轉致。

先生且曾親赴上海，試尋策動兩江總督與兩湖總督之途徑而未得也。當茲往返活動之際，先生曾獲李鴻章幕中策士劉學詢之函邀，謂李有獨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。

先生雖疑，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，至則李果派軍艦來迎；同行2日友宮崎等為之欣喜，先生則囑慎重，及試，果陷阱也，幸未蹈之。

不久北京陷落，清廷逃亡，急調李鴻章北上向八國談和。

李既離粵，獨立之議寢，而先生起義之部署亦告成熟，箭在弦上矣。

自庚子之役後，國民日漸醒覺，志士紛組革命團體，其著者如：辛丑(一九○一)之春，粵籍留日學生王寵惠、李自重、馮自由等人組成「廣東獨立協會」；壬寅(一九○二)之春「留東學人章炳麟、秦力山、馬君武等人發起舉行「中夏亡國紀念會」，張繼等人發起組織「青年會」；冬，蔡元培、吳敬恆等人發起組織「愛國學社」；癸卯(一九○三)之春，鈕永建、藍天蔚等人發起組織「拒俄義勇隊」，後改稱「學生軍」;冬，黃興、劉揆一、宋教仁等人發起組織「華興會」；甲辰(一九○四)之春，黃興再與會黨人士共立「同仇會」；冬，龔寶銓、蔡元培、陶成章等人發起組織「光復會」。

此四五年間，國內外革命組織遍起，並皆以書刊作革命鼓吹，鄒容「革命軍」、陳天華「猛回頭」等即其著者。

至乙巳(一九○五)之春，更有歐洲留學生邀先生前往組織革命團體；而在國內與在日本之各革命團體負責人，感於團結之需要，亦均望先生東返，以總革命組織之成。

先生癸卯(一九○三)年夏在日本青山開辦革命軍事學校起，改革命誓詞為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」，較之初期誓詞增入民生主義之內容，即以此施行於爾後組織之入會宣誓，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體。甲辰(一九○四)之秋，先生在紐約首次發表對外宣言，題為「中國問題之真解決」，主旨在指出西方對中國存有兩種誤解，實皆中國受外人侵佔之時所產生：其一、謂中國關閉成性，此乃滿清專制統治之現象，以往無此事也。其二，謂中國地大物博人眾，一旦富強，勢將成為「黃禍」；其實中國人天性和平守法，從不對外侵略，昔日之所謂「黃禍」者，亦係外人侵佔中國時，其黷武侵略之延伸也。中國人唯有驅除韃虜，建立民國，乃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，斯非黃禍而是「黃福」也。故望崇尚獨立與和平之美國人民，同情中國人民支持中國革命。

乙巳(一九○五)夏日，先生自歐洲經南洋返抵日本，至則各革命團體志士紛紛來見，皆申進取之意。六月二十八日(陽歷七月三十日)先生召集中國革命同盟籌備會，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餘人，(關內十八省唯甘肅無留學生。)先生演說革命宗旨與方法後，即行合組新團體之討論，決議定名稱為「中國同盟會」，並即各自親書入會誓詞，舉行入會宣誓。誓詞曰：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，矢信矢忠，有始有卒，如或渝此，任眾處罰。」會後，繼續加盟者絡繹不絕；至七月二十日(陽曆八月二十日)，乃正式舉行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東京，先生被一致推舉為總理。

同盟會成立後，即創辦「民報」為機關報，先生親撰發刊詞，正式揭出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「皆基本於民」之三大主義，為革命奮鬥目標。繼編定「同盟會革命方略」，正式宣示所進行者為國民革命，將創立者為中華民國；並舉所誓之四綱，定「軍法之治，約法之治、憲法之治」三程序以達成之。主義與方略既定，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務，展開組織、宣傳，與佈置起義。至丙午(一九○六)之秋，期年而已，仁人志士自動加盟者已逾萬人，革命風潮已遍於全國各地。清廷震懼，知革命本部在日本東京，革命事業乃先生領導，遂藉外交力量，請日本驅逐先生出境。丁未(一九○七)年春，先生被迫離日。

庚戌(一九一○)正月，全美洲之「中國同盟會總會」成立於舊金山，先生改訂新盟約，將同盟會四綱改為「廢滅韃虜清朝，創立中華民國，實行民生主義」三綱，明確三民主義目標；並改同盟會會員為「中華革命黨黨員」，顯見其改革同盟會之深意。是年夏，啟程東返。

時國內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會南洋支部，實際以代東京本部執行革命指揮任務；己酉之冬，為策劃起義，復由先生指示設立南方支部於香港，委胡漢民為支部長以主其事。倪映典與趙聲策動廣州新軍有成，預定庚戌上元日起事，未及期而新軍於正月初三(陽曆一九一○年二月十二日)鼓噪發動，援者不及集，遂致頓挫，映典身殉，是為先生領導革命第九次起義之失敗。

辛亥(一九一一)三月二十九日(陽曆四月二十七日)，黃興率各省來粵同志一百七十餘人起義於廣州，此役驚天地、泣鬼神，革命黨人甘死如飴，殉者近百，多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；當時得忠骸七十二具叢葬於黃花岡，英風浩氣，震徹人心，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」之名遂永為國民革命之精神表徵，而舉國革命之形勢，乃因之造成。此為先生所領導起義之第十次失敗，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聲。

「三二九廣州起義」之前，本已先行於長江各埠廣佈響應革命之機關；廣州敗後，長江流域即謀再接再厲，乃立「中部總會」以統籌之。七月，上游四川首先發動「保路」革命，清廷調武漢軍隊前往鎮壓；八月初，武漢革命黨人實行動員，消息走漏，滿清政府因而破獲各處革命機關；同志處至危之境，決冒險以圖成，遂於十九日(陽曆十月十日)奮起一擊，石破天驚之武昌起義乃告發生。一夜之間，武漢光復；各省同志，咸依「革命方略」而齊勇響應。

先生時正奔走募款至美國典華城(Denver)，得武昌起義之訊，立即啟程逕赴華盛頓，擬晤美國國務卿未果，乃經紐約轉往歐洲。蓋其所首先考慮者，為滿清與列強均訂有不平等條約，舉中國權益以媚外國，當時且正向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國銀行團談判借款，誠恐列強為眼前利益而不利於中國革命也。抵歐後，歷訪英、法當局，及銀行團主幹人員。時中國大革命已轟傳世界，國內追蹤先生請即回國主政之電報遍傳歐洲，西報且連篇導先生建立民國成竹在胸之述評，因是而交涉順利，於停止對滿清貸款、制止日本援助滿清，及取消英屬各地對先生之放逐令等，皆獲承諾，遂自歐兼程回國。

先生得武昌起義之訊，立即由美赴歐，致力外交
活動，爭取國際支持。圖為孫先生自歐返抵香港
與歡迎人士合影。

十一月六日（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），先生抵達上海，國人聞之欣喜，中外各報盛傳先生攜有巨款回國，記者爭相訪問，先生答曰：「予不名一錢也，所帶回者，革命之精神耳。」三日後，各省代表在南京，舉行會議選舉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即推派代表赴滬恭迎。先生接受後，首即致電各省代表會暨通電各省軍政長官，以「公僕」自稱，言當選為「加文以重大之服務」；並於接受記者關於新政府設立事之訪問時，答云：「昔日有在曠野樹下組織新政府者，今吾中華民國如無合宜房宇組織新政府，則蓋設廠棚以代之亦無不可也。」為廢除厘金陋規及取消外國「領事裁判權」兩事，為新政府必先努力者。於此而見先生政治風範。 經先生主張，各省代表會公議，決定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，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，為中華民國開元之日，定是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，並改用陽曆為國曆。至日，先生偕各省代表團來迎代表等，於上午十時自上海出發，下午五時抵南京，旋入城進總統府，晚十一時正式宣誓就任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------中華民國遂告誕生。先生「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、創立民國之志，於斯竟成。」 先生為中國有史五千年來之第一位由選舉產生之元首，以「天下為公」之心，行「公僕」「服務」之事，就任以後，首即通電各省選派參議員來京組織參議院，以為國家最高民意機構；繼依各省代表會所訂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」，提出各部會總次長名單，經民主程序而組成政府；迨參議院正式成立，即提出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」案，經制定公布而為國家基本大法。先是，武昌起義獲各省響應之時，滿清軍隊士不用命，無力應戰，清廷乃不得已而起用袁世凱，先任之為湖廣總督，繼授之以內閣全權，冀其挽救清廷於垂危；而革命黨人則以袁既漢人，亦冀其能起義反正，期不戰而覆滿清。袁於左右逢源之環境中，主動向革命軍提出和議，武漢革命軍政府以「如袁贊成共和，願舉彼為總統」相許，而有秘密協議。及至先生回國，知有此承諾在先，為示天下為公，決予信守，故於就職誓詞中，特申「顛覆滿洲專制政府，鞏固中華民國，圖謀民生幸福」之前提，「至專制政府既倒，民國卓立於世界，即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」，以推功讓能。袁氏知先生誠意，遂協力迫使滿清皇帝退位。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清帝溥儀發佈退位詔書，先生即於十三日向參議院咨送辭職書，並舉薦袁世凱以自代。茲後並協助袁氏，依民主程序達成選任、就職，及組職內閣諸重大問題，尤特重其向國民宣誓一事。苦心孤詣引導袁氏步入民主程階，為中華民國樹立精神基礎之後，於四月一日正式解臨時大總統之職。

先生既成其「廢滅韃虜清朝，創立中華民國」之志，光風霽月，飄然引退，即以「實行民生主義」為謀求國利民福之奮鬥目標。此意係自同盟會四綱改進而來，且於開國之日誓詞中宣告，其為三民主義實踐初階之含義顯然，至足重視。因是，自解任離京日起，即以「國民一份子」與「革命黨領袖」立場，奔走全國，為民生主義建設致力，歷上海、武昌、福州、廣州、煙臺而至北京，曾欣然受任「籌劃全國鐵路全權」；並巡視正太、北寧、津浦、膠濟諸鐵路；復巡視江陰、鎮江、安慶、九江、南昌、蕪湖、杭州、淞江各地，為鐵路建設作鼓吹與策劃，期於十年之內建築鐵路二十萬里，以奠全面開發建設之基。十月十日首屆國慶之日，先生發表「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」專文於外報，十四日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於上海；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初春，更為實行鐵路建設計劃而赴日本訪問，至則廣受日本朝野之歡迎，並得日方實業家合作籌組「中國興業公司」以相支援。方當全力為國利民福而奔走並獲初效之際，忽袁世凱暗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之案發生，國家命運遂遭突變。

國民黨係由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、國民共進會、國民公黨、共和實進會，凡五政黨合組而成，旨在實現政黨政治，事為宋教仁所熱心聯絡成功，故於民國元年八月成立大會選舉先生為理事長時，先生即委宋氏代理，俾其施展抱負。國民黨組成後，袁氏凱亦支持梁啟超結合六政黨成立民主黨，以相抗衡。二年二月舉行國會議員普選，國民黨獲全面勝利，宋教仁素主責任內閣制，此際主張尤力，大觸袁忌，竟於三月二十日施以暗殺。事發三日後，陳其美即自上海電報局尋出線索，而迅速破案，確證主謀者出於北京政府，舉國為之震驚。先生聞訊自日回滬，即召同志會於黃興寓所。先生以袁氏摧殘民主，必將背叛民國，主張趁其兵力未動而民心憤慨之時，立即起兵討伐；黃興則以事證既明，應待法律解決；遂未作斷。而袁氏則於此際匆忙達成違法借款，秘密調動軍隊，於六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、廣東、安徽三省國民黨籍都督，隨即進兵南下。七月十二日，李烈鈞乃在江西舉兵討袁，南京、安徽、上海、廣東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相繼起兵應之；然事機已失，遂致失敗，史稱「二次革命」。

先生於八月二日自滬乘船赴廣東欲指揮作戰，行至馬尾時得知廣東已敗，乃轉赴臺北，住「梅屋敷」（即今台北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）小住，旋赴日本尋思重整革命大業方案，決定以從頭做起之精神重行組黨，於九月二十七日起，開始以中華革命黨名稱辦理黨員宣誓；至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七月八日，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東京。先生檢討革命頓挫原因，實由於辛亥革命成功後「不行革命方略之過」，故特為著意於中華革命黨方略之制定，經十七次之會議，於歲杪頒行。方略凡六編，於軍事、政治、法律、則例、獎懲，並各種文告，均巨細不遺，冀革命遍起而舉國一致也。同時明定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為國旗，以中華革命黨總理為革命軍大元帥。先生即依方略執行大元帥職權，委派各省革命軍司令長官，全面開展革命起義活動。及至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春，袁氏凱帝制自為野心益露，日本藉此脅迫其承認二十一條苛求，袁竟於五月九日屈服承認；八月，有所謂「籌安會」出現，帝制遂公開進行；十二月，更扭捏宣布「接受帝位」，篡改中華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為「中華帝國洪憲元年」。　　先生於四月三日揭發日、袁二十一條款談判真相，號召國人奮起維護國權；九月發布宣言，號召國人共擊竊國獨夫。自是而討袁之師接踵遍起，袁是在「千夫所指」之下，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羞憤而死。先生隨即發表「規復約法、尊重民意機關」之宣言，繼行總統職權之黎元洪遵之，於六月頒令遵行元年約法並續行召集國會。中華革命黨捍衛民國功成，遂令革命軍止戰停兵。

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春，先生著成「民權初步」即「中國存亡問題」兩書；並通告海外中華革命黨支部、分部及交通部，即作恢復國民黨名稱之準備。方當規劃國家長治久安之際，北方政府又生巨變，事由國務院總理段祺瑞脅迫國會而起，繼發展為黎元洪與段祺瑞間的府院之爭，再發展為段祺瑞指使所謂「督軍團」叛變；最後使得頑固的「保皇派」軍人張勳得到機會，以「調停」為名率兵進入北京，先逼黎元洪解散國會，再發動兵變擁滿清廢帝溥儀復辟。時在五六兩月之間，竟接連發生倒閣、叛變、軍人干政、解散國會種種毀法事件，至七月一日復辟醜劇發生，北方混亂遂達於頂點。其後雖復由段祺瑞起兵驅逐張勳，粉碎復辟，而北方則自此形成軍閥爭戰之局面。先生為捍衛中華民國，遂起而以護法號召天下。

七月十九日，先生至廣州發表通電，請國會議員來粵集會，以行民國統治之權。八月二十五日，各省到粵議員舉行國會非常會議，旋即議定「國會非常會議組織大綱」暨「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」；九月一日，選舉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，九月十日就職，執行護法討逆任務。時段祺瑞已再以武力控制北政府，意即舉兵來犯，先生遂於十月七日下令北伐，護法戰役自此開始。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一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和平會議在巴黎舉行，中國為勝利一方「協約國」之一員，但未得列強之平等對待，且竟由英、法與日本勾結，將戰敗國德國在華應行權利另作分配。尤其遷就日本要求，將德國原以不平等條約取得在山東之一切權利讓予日本，最為國人所憤慨。五月四日，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為此集會遊行，全國各地學生繼起響應，愛國運動風起雲湧；其後，知識份子中之熱心改革人士藉以導引，蔚成「新文化運動」；繼之，則有各種激烈思想滲入其中，遂使此一源自愛國情操之「五四運動」趨於複雜混亂。先生時正潛心著述，已成「孫文學說」暨「實業計劃」兩書，乃即相繼發表，期以導正國人心理，及指引因應方向。「孫文學說」以「知難行易」之理，勉勵國人力行建國；「實業計劃」為全國物質建設詳定藍圖，並號召國際合作開發中國富源，謀中外互利以增進世界福祉；此二書併前者「民權初步」之民主社會建設實務，合而稱為「建國方略」。復命同志創刊建設雜誌，以導正社會思想。是年十月十日，先生即令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，以廣包容。加中國二字者，乃所以示其精神有別於元年之國民黨也；而其精神所在，則為兼中華革命黨與國民黨所具性質，即革命與民主並重也。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四月，國會議決取消軍政府，依中華民國法統組織正式政府，並舉行大總統選舉，先生當選，於五月五日就任。按此次選舉，實遵約法，為中華民國正式政府，亦為正式中華民國大總統，考諸議案、通告、對內對外宣言皆然。而有以「非常大總統」為稱者，且多見沿用之，此於史無可徵尋，蓋以當時北方有徐世昌組「新國會」，並用舊選舉法選為總統，先生已斥其「名分不正」；而舊國會已自北遷南，維護法統，其所選舉者自為正式總統與正式政府。其時舊國會斥北政府為非法，北政府貶南方為「非常」，北政府據地廣大，影響視聽印象較多，致世人習焉不察；然法統所在，自當正名，未可因國會舉行「非常會議」而認依法選舉之正式總統為「非常」也。

先生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，即函北政府徐世昌曰：「世界之民主政治，既非君所嘗聞，中國之何以實行民主政治，又非君所能解…….惟忠於民主政治之人，始能知其所以然，而為之不二，故遂以文承其乏。…….今日之事，君宜自省，名之不正，君所已知；君之不能有益於中華民國，而反以害之，亦君之所以覺。即日引退以謝國人，則國民必諒君不獲已，且善君之能改過也。」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一月，先生充實大本營編制，決定移設贛州，並整備軍伍，次第推進；二月三日，下令伐令，以李烈鈞統一軍出江西，許崇智統一軍出湖南。此際所亟需者，為廣東後勤支援，先生命陳炯明主之，參謀長鄧鏗實總其務。三月二十一日，鄧鏗忽被刺於廣州，經查知主謀者為陳炯明族弟，乃知隱患非常，遂開緊急會議，採蔣中正等人主張即行班師回粵。蔣中正授命率軍為前鋒，師行迅速，炯明遁避，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回抵廣州。蔣中正建議即行消滅陳部，以清內患；先生持寬容襟懷，僅削陳之省長兼總司令職，仍任以陸軍總長，期其悛悔。蔣中正以所謀未納，又知陳必叛，乃慨然有去志；先生親往挽留，後仍辭歸浙江。五月，先生集北伐大軍於韶關，並親臨誓師；迨北伐各軍入贛，陳乘機回佔廣州，並派兵四出騷擾，以亂後方。先生為鎮撫陳部，使前敵將士免於後顧，乃於六月初率少數衛士回至廣州，欲以精誠感召陳氏；詎陳已與北洋吳佩孚通款，相約夾擊北伐軍，竟於六月十六日發動叛變，圍攻總統府。先生於間不容髮中脫險，登楚豫兵艦，率海軍討逆平亂；旋遷永豐艦為大總統行轅，接見記者，宣布照常行使職權，戡亂護法。時蔣中正聞先生蒙難訊，即兼程來粵，於二十九日登艦；先生遂授以海上指揮全權，自是歷五十日戰鬥。至八月九日得北伐軍回師失利確報，方離粵赴滬。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一月，先生充實大本營編制，決定移設贛州，並整備軍伍，次第推進；二月三日，下令伐令，以李烈鈞統一軍出江西，許崇智統一軍出湖南。此際所亟需者，為廣東後勤支援，先生命陳炯明主之，參謀長鄧鏗實總其務。三月二十一日，鄧鏗忽被刺於廣州，經查知主謀者為陳炯明族弟，乃知隱患非常，遂開緊急會議，採蔣中正等人主張即行班師回粵。蔣中正授命率軍為前鋒，師行迅速，炯明遁避，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回抵廣州。蔣中正建議即行消滅陳部，以清內患；先生持寬容襟懷，僅削陳之省長兼總司令職，仍任以陸軍總長，期其悛悔。蔣中正以所謀未納，又知陳必叛，乃慨然有去志；先生親往挽留，後仍辭歸浙江。五月，先生集北伐大軍於韶關，並親臨誓師；迨北伐各軍入贛，陳乘機回佔廣州，並派兵四出騷擾，以亂後方。先生為鎮撫陳部，使前敵將士免於後顧，乃於六月初率少數衛士回至廣州，欲以精誠感召陳氏；詎陳已與北洋吳佩孚通款，相約夾擊北伐軍，竟於六月十六日發動叛變，圍攻總統府。先生於間不容髮中脫險，登楚豫兵艦，率海軍討逆平亂；旋遷永豐艦為大總統行轅，接見記者，宣布照常行使職權，戡亂護法。時蔣中正聞先生蒙難訊，即兼程來粵，於二十九日登艦；先生遂授以海上指揮全權，自是歷五十日戰鬥。至八月九日得北伐軍回師失利確報，方離粵赴滬。

陳炯明叛變，舉國同憤。先生抵滬後，各方紛紛聲援討陳，乃於十月派出蔣中正赴閩，以北伐軍入閩部隊組成東路討賊軍；派滬魯西行，聯絡曾追隨北伐之滇軍桂軍，組成西路討賊軍。十二月，西路大出，東路亦發，至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一月十六日遂克復廣州。二月，先生旋粵，重建革命政府，為以和平統一號召北方，乃改用大元帥名義續行職權。

先生主持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，蔣中正校
長恭立於側。

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一月二十日，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，先生躬親主持，通過總章、宣言；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予監察委員；並慎重提出組織國民政府暨實施建國大綱案，以及紀律問題等案，至三十日閉幕。翌日，先生即召集當選之中央執、監委員，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，成立中央黨部，次第達成黨的改組。四月十二日，先生手書印布國民政府建國大綱，確定革命建國目標與步驟，本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宗旨，循軍政、訓政、憲政之程序，由縣而省而至全國，以實現中華民國之國家建設。

先生於一全大會開會期間，復進行兩大工作：其一為創設黃埔陸軍軍官學校；其二為親自作三民主義之系統講述。關於軍官學校之創辦，實乃先生多年以來之心願，蓋自倡導革命數十年來，均以未能建立真正之革命軍而致屢興屢敗；民國六年苦心經營之軍隊，又因付託非人，竟為陳炯明資為反叛之工具；懲前毖後，於千百試煉之中，以「疾風然後知勁草，盤根錯節而後見利器」之識鑒，而堅決付蔣中正以此使命。蔣於受任軍官學校校長後屢辭，先生以「務須任勞任怨，百折不回，從窮苦中去奮鬥，故不准辭職」責望之，並親自選定以陳炯明叛變二週年紀念日──六月十六日為軍校開學日期；屆時親往主持開學典禮，致以「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」之訓話，復隆重頒以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；咨爾多士，為民前鋒，夙夜匪懈，主義是從；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一心一德，貫徹始終。」之訓詞，其望切責嚴之心可見。關於三民主義，先生歷年講述甚多，大旨已具；唯為建國遠久計，自民國八年建國方略著成之後，即更策體大思精之撰述計劃，並已著手著作，不幸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時燬於砲火。茲當開展新局之際，全黨全國迫切仰望三民主義全書，乃決定改以講述方式速成之。自一月二十七日迄八月二十四日，凡講述十有六次，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各以六講終篇，民生主義則僅至四講，尚有預定四講在特別慎重深研極思之中，以其所關最遠且大也，乃竟因國事多事繼以北上而終未完成。

自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，北方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聯合發動北京政變，推倒直系之總統曹錕，電請先生入京主導統一建國大計；先生為和平奮鬥以救中國，決以革命領袖之大無畏精神前往，乃於十一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，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，期以喚起民眾，發揮民力，達成國家獨立、自由、統一諸目的。十三日，於萬民恭送中自廣州啟行，並特繞道黃埔，校閱軍校學生，慨然語蔣中正校長曰：「余所提倡之主義，冀能早日實行，．．．若二三年前，吾即不能死；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，則可以死矣！」語重而心長。

先生經香港、上海，復取道日本，所至均發表對國是主張；在日本神戶並講演「大亞洲主義」，勸告日人發揚東方王道文化精神，勿為西方霸道文化所誤。歷二十餘日行程，於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，以嚴寒中奔波勞頓致病，暫留就醫。除夕之日，抱病入京，以書面談話致意同胞曰：「兄弟此來，不是為爭地位，不是為爭權利，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。」並言救國之道，當俟病痊向國民詳述。遂即延醫會診，斷為肝病。惟先生時時為國勞心焦思，未能靜養，病勢乃日益沉重，至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三月十二日，不幸逝世於故都，享年六十歲。先生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致力國民革命達四十年，而大業未竟，遺命同志「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、建國大綱、三民主義，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繼續努力，以求貫徹」。並諄囑將其最近所主張之「開國民會議」及「廢除不平等條約」兩事，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，蓋此乃對內喚起民眾、對外爭取平等之起點也。先生因盡瘁國事，不治家產，其原配盧慕貞女士所生一子科、二女金琰、金琬均已長成自立；繼配宋慶齡女士嫺婉好學，乃囑以所遺書籍、衣物、任宅付之以為紀念。

先生逝世後，北京政府發布國葬令，並令全國各機關下半旗三日誌哀；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先生終生為民主奮鬥，永以國民一份子自居，決議接受民眾哀悼而拒絕政府國葬，改以國民禮制行之。於三月十九日由中國國民黨黨員舁挽移靈，二十四日在中央公園接受民眾致祭，四月二日安厝於西山碧雲寺內石塔中，以待全國統一後安葬於南京紫金山。

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全景。

五月十六日，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屆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，隆重決議接受先生遺囑並發表宣言昭告全黨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蔣中正總司令繼承先生遺志完全北伐，於七月六日代表黨與政府，率各集團軍總司令恭詣碧雲寺先生靈前，祭告軍事任務完成，即依遺教實行國家建設。翌年（一九二九）六月一日，中國國民黨正式奉安先生之靈於南京紫金山麓，建中山陵為中國歷史永久聖地。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○）四月一日，國民政府通令全國，尊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。